有人留意过自己每天扔出的垃圾吗？一点烂菜叶，几节废电池，易拉罐，塑料袋，或许还有刚刚擦了鼻涕的几张纸……

　　我们通常也就是把它们打成一包，出门走上几步，将这些生活的“废物”扔进垃圾桶。当清洁工们拉着清运车把它们弄走，我们似乎觉得，它们就此消失了。

　　但人类产生的垃圾，人类必须消化掉。无论是把它们简单堆积弄得臭水横流、蚊蝇乱飞，还是把它们运进专门辟出的填埋场，或是送进高科技的焚烧炉，都对环境造成负担乃至污染。直到近些年，随着对垃圾焚烧争议四起，人们才恍然惊觉：原来这些垃圾还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——二恶英类污染物。

　　垃圾并没有消失，它成了搅动社会的一大难题。在上海江桥、在江苏吴江、在广州番禺，在许多别的地方，由政府主导上马的垃圾焚烧项目，已然相继遭到民众的抵制，并引发纷争、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。

　　根据有关数据，这种因垃圾而生的纷争和冲突，在可预见的将来极可能扩大化、普遍化，因为仅2010年国内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即达41个，项目遍布国内16个省市自治区。

　　一个不争的背景事实是，垃圾正在包围城市，我们产生垃圾的能力远远强于我们处理垃圾的能力。然而在解决垃圾围城的危机之前，政府首先遭遇了信任危机，传统的执政方式面临严峻挑战。

　　垃圾处理，从政府角度是行政职责所在，从专家和研究者角度是技术和科学问题，从垃圾处理企业角度是利润问题，从民众角度则事关个人权益。当这种种利害纠集到一起，便远远超越了一个环保问题，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，一个政治问题。

　　现代政治的应有之义便是各方利益平等有序博弈最终达成共识。但在“专家论证、政府拍板”的传统决策模式下，民众的意见长期被忽略甚至曲解。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日渐觉醒，以及一群富有公民意识、理性成熟的民众群体的崛起，新的博弈格局势将形成，从而对政府的执政智慧和能力带来全面的考验。

　　最新的案例发生在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。反对派民众在历经与政府的冲突之后，拿出了己方有关北京垃圾处理的可行性报告，以“垃圾参政者”的姿态，试图参与决策。而政府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，在2月下旬派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的7人考察团中，给予反对派意见领袖一席之地，从而于垃圾困局之中开启了从冲突走向对话的“破局之旅”。

　　然而这仅仅是开始。

　　以怎样的方式消化掉我们产生的垃圾，这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，显然已超越专家们的技术学说和政府的一己主导，而需要一场更为广泛的社会讨论和参与。在这样一场社会参与中，厘清各种利益纠葛，界定权力与权利的边界，推动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变，也促进公民自我教育和成长。所有这些，也许可以使“垃圾运动”成为一个契机，为中国重新建构政治社会体系磨合出新的可能。

　　有理由相信，处理垃圾问题的过程，将是政府与民众共同成长的过程。

　　或许可以这样说，垃圾是一个支点，借助它，可以尝试撬动政治。

阿苏卫的“垃圾参政者”

　　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的居民发现，聚众抵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把自己变成参政者，和政府互动也许是更好的主意

　　本刊记者/汤涌

　　3月3日，“驴屎蛋儿”(网名)从日本和澳门考察回来了。

　　“驴屎蛋儿”本名黄小山，是一位律师，作为唯一市民代表被北京市政府邀请赴日考察垃圾处理技术。

　　考察团于2月22日从北京出发，成员共七人，除黄小山外，还有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市管委”)的官员、专家和两位记者，整个考察历时10天。

　　“民意代表”，媒体这样称呼黄小山，政府官员则更愿意称其为“市民代表”。无论哪种称呼，都让这位律师感到压力巨大，中国各地的垃圾焚烧项目在2008年和2009年引发了30多个城市的群体性事件，从而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。

　　此次赴日考察，被一些人视为打破中国垃圾处理僵局之旅。黄小山没有这样乐观，就在几个月前，他因为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上街“阻碍了公共秩序”而被拘留。

　　走出拘留所之后，黄小山和他所在的奥北社区居民选择了一条对抗之外的道路——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。

　　一袋垃圾搅动的公共生活

　　这个25岁的女孩根本没有意识到，自己扔出的那一袋垃圾，正怎样悄然地搅动着这座城市。而围绕垃圾处理，有必要展开更为广泛的公共参与

　　贺蓉欣把手一扬，一袋垃圾划出一道弧线，“啪”地一声，稳稳地落进小区内那个大大的垃圾桶。她甚至不用停下脚步，就继续匆匆地赶去上班。

　　这是她每天的习惯，早上出门上班时，都会随手把家里前一天的垃圾带下楼扔掉。有时是一个垃圾袋，有时是两袋，甚至三袋。

　　这个25岁的女孩根本没有意识到，自己扔出的那一袋垃圾，正怎样悄然地搅动着这座城市。

　　垃圾增长与GDP一样快

　　这是位于北京市西二环附近的展览路小区，1998年兴建的6层楼房已经略显陈旧。贺蓉欣丢出的那一袋垃圾，很快被别的垃圾淹没，沉到了垃圾桶的底部。随后，环卫工人到来，把这桶垃圾装上垃圾车。

　　这天她扔出的是空可乐瓶、旧皮鞋、头天吃剩的大白菜，还有一个礼品包装盒。它们与这座城市近1800万常住人口丢出的其他垃圾加在一起，将共同打造出“北京日产垃圾1.8万吨”的惊人数字。

　　这些垃圾日益对北京形成合围之势。在自由摄影者王久良精心制作的“北京垃圾地图”上，400多个超过一万平米的垃圾场被标成黄色，这些鲜亮的黄色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，像巨大的包围圈，紧紧箍着这座城市。

　　“垃圾围城”，这是王久良给这个仍在继续更新的“北京垃圾地图”项目的命名。

　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像贺蓉欣这样的外来者怀抱梦想来到北京，城市便像大饼一样逐渐摊开，直至逼近那些垃圾场。1990年北京一年的垃圾总量还不到200万吨。那时，城市规划者们非常清楚，对于垃圾填埋场这类公共设施，一定要远离居民区，远离城市中心。